文熱心
100多年前，當鐵路進入中國，特別是進入湖南時，是“頭等大事”。當年的湖南雖然民貧地瘦，卻靠自己的力量，修成了粵漢鐵路上的長沙與株洲路段（以下稱“長株鐵路”），堪稱奇跡。
這當中，湖南官紳集團起了重要作用，具體操作中，一個人的作用不能忽視，即湖南鐵路總公司坐辦總理（坐辦總理，其實稱總經(jīng)理更貼切）余肇康。
余肇康逝于1930年，即在上海當寓公期間。他長期在清廷為官，且與歷史上“南昌教案”有著密切關系，所留資料不少。筆者根據(jù)《湖湘文庫》甲編345、346，即《余肇康日記》一、二冊（影印本）內(nèi)容，結(jié)合其他公開資料，梳理了余肇康與湖南早期鐵路——長株鐵路的關系，整理出其人生中的一段經(jīng)歷。
一、為什么是余肇康？
余肇康，一個本與鐵路毫不搭界、又被朝廷撤職的高級官員出任湖南鐵路總公司坐辦總理，他到底有什么特殊之處？
根據(jù)學界的觀點，晚清在湖南形成了官紳集團，“湖南商紳代表是典型的官紳集團成員，包括原山東布政使湯聘珍，翰林院編修汪詒書、趙啟霖，庶吉士熊希齡、戴展誠，內(nèi)閣中書黃忠浩，分部郎中曾廣江，江蘇候補道王澧、蔣德均、譚嗣同，分省補用道朱恩紱，候補道左孝同，前甘肅寧夏知府黃自元，湖南按察使黃遵憲等。”這一結(jié)論中雖然沒有列入余肇康，大概是他屬于“清流派”人物吧。余是進士出身，本為江西按察使，因1905年“南昌教案”被撤職，后不久被起用為法部左參議，只因受到姻親、軍機大臣瞿鴻禨的牽連，尚未上任又被罷官。他這種經(jīng)歷回到老家閑居自然是鄉(xiāng)紳了，而且名望超出了一般鄉(xiāng)紳。1906年6月份下旬（農(nóng)歷五月初）就被湖南總商會紳董陳文瑋等36人推舉為湘路協(xié)辦，而所舉總理者為袁樹勛（湘潭人，時任順天府尹，后官至兩廣總督）。
可見，余肇康在湖南官紳集團中的名望和自身實力。
（一）實干型官員
余是長沙縣安沙人，生于咸豐四年（1854），光緒八年（1882）中舉，光緒十二年（1886）成進士后曾官任工部主事。工部為“管理全國工程事務的機關”，“職掌土木興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寢供億之典。凡全國之土木、水利工程，機器制造工程（包括軍器、軍火、軍用器物等），礦冶、紡織等官辦工業(yè)無不綜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貨幣和統(tǒng)一度量衡”。余肇康在工部擔任主事，級別雖不高，卻是名“業(yè)務官”。工部的歷練，讓余熟悉工程建設業(yè)務。
余肇康在工部任職時遇到了一次機會，即光緒十五年（1889）襄辦光緒大婚典禮，得以展示辦事能力，得到朝廷主事官員認可，因而事后以知府身份分發(fā)湖北補用。在湖北，他開始并沒有主政一方，而是做了稅務官，“屢權(quán)漢川、寶塔洲、漢口諸牙厘”，（“牙厘”，一說是厘金中一個重要部分，指的是對能吃的物品進行征稅，即一個稅種。另一說是指牙厘局，中國清代至民國時期的地方稅務機構(gòu)，主要負責征收商品流通稅。余“權(quán)”屬于后者）
湖北牙厘總局于咸豐七年（1857）設立，隸屬于湖北藩司，下轄61個分局，規(guī)模龐大。余肇康在湖北初期，干的是稅務分局局長的事，為政府斂財。
后來，他擔任了兩湖書院提調(diào)，相當于現(xiàn)在的大學校長。
他“因任事謙干有聲，擢補武昌、漢陽知府”，任上積極推行“禁酷刑、察看州獄、蠲苛稅等惠民措施；主持修筑荊州萬城堤、永豐夾江索道；注重農(nóng)田水利和民生事業(yè)；關注文化教育，主持修建鳳山書院齋舍，改鹿門書院為學堂，創(chuàng)辦荊州中、小、蒙養(yǎng)、方言、工藝諸學堂十余所?！?/p>
這些是說，余肇康既不是一個在翰林院皓首窮經(jīng)的學究，也不是一個只會坐衙判事的行政官員，而是一個懂得工程建設的業(yè)務官員，也是一個在商品流通場所收取稅款的能吏，還是一個能指揮千軍萬馬建設大型工程的干才。從他重視教育的行動來看，特別是開設授人實用技藝舉措，他又是一個頗具開放眼光、職業(yè)教育意識的官員。
在其《日記》中，經(jīng)常記載他在湖北任職的部下、門生和同僚前來看望他，他也往往回憶起在任上時的得意之作。正是他的能吏形象，因而見重于朝廷，也就得到提升，1904年任山東按察使，成為一省負責治安、司法、刑獄和郵路的最高官員。
（二）見重于張之洞
談粵漢鐵路，繞不開晚清重臣張之洞。張之洞也是洋務派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曾具有廣泛影響。
學界認為，“以張之洞為代表人物的晚清地方官紳集團在早期粵漢鐵路建設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張之洞在湖廣地區(qū)任職時間長達20余年，具有深厚的政治人脈基礎，這使得他與湖廣的地方官紳集團成員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第二，地方官紳集團在鐵路建設對外交涉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能量與影響力。第三，粵漢鐵路在從提議到借款交涉的早期階段，地方官紳僅在張之洞的操縱下扮演了輿論發(fā)聲者的角色……”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筑一條盧漢鐵路，自盧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征兵、轉(zhuǎn)餉次之。朝廷準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調(diào)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同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
也是這一年（1889年），余肇康以知府身份發(fā)湖北補用，也就成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部下了。收稅、辦學，他的才能得以顯示，也得到張之洞的認同，因此也就步步高升，實授武昌和漢陽知府。
而武昌和漢陽也是督署所在地，古人謂之“附廓省城”，這里的知府與京兆尹一樣，是不太好當?shù)模驗闄C構(gòu)不少，品秩高的官員聚集，誰也不好得罪，辦起事來會受到各方面制約。曾用一首打油詩，道盡“附廓”尷尬：“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廓；惡貫滿盈，附廓省城”，說的雖然是知縣，附廓省城的知府日子并不會比附廓縣官好過。但余肇康游刃有余，大展拳腳，不僅妥善地處理了各方面關系，而且做了不少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
最能體現(xiàn)余肇錄和張之洞關系的，還是記載在《日記》中余挽張的聯(lián)語，聯(lián)曰：
以舊學為一切新政倡，遂辟四千載未有之局；
于明公在再傳弟子列，難忘二十年佐治所師。
上聯(lián)是評價張之洞的政治、學術理念，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念已成為新政的指導思想。下聯(lián)則表達自己與張之洞的師生關系，張之洞的學術思想、為政之道、干事業(yè)之法，都堪稱余的先生。做部下（包括任粵漢鐵路長株段公司坐辦總理）20余年，耳濡目染，自己言行不由得打上了張氏烙印。
這種關系在《日記》中得到顯然的體現(xiàn)。在稱呼張時，一般稱“南皮”；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時，稱為“香帥”；張調(diào)任軍機大臣后，稱為“冰相”?！澳掀ぁ睘閺堉醇灒ㄔ诠糯?，人們常常以文人的籍貫來尊稱他們），張籍貫為直隸南皮縣（今屬河北?。?。“香帥”，則因張之洞號香濤，一般總督就是統(tǒng)帥了，故有此稱呼?！氨唷保瑒t是因身為軍機大臣的張之洞晚年自號“抱冰老人”。
另一體現(xiàn)其對張之洞的尊敬則是驚聞張去世的反應。余在《日記》記載：“……驚悉張中堂（之洞）以昨二十一日亥時薨，為之惋慟。此年當屬在知己，而不知之感恩，而不感恩之間今也，則已當此泯棼，興宙當此公更無人……可為天下痛。”四天后，得悉朝廷給張的禮遇，余不太滿意，“……南皮飭修省加贈謚‘文襄’，出人意外，追贈太保，其他稱是，諭旨開首僅四字，句二句故事。如此重臣，應有冠冕四句，乃僅二語，頗為缺憾。南皮最大學問乃不提一字……”
余以師禮侍張，張也關注著余。余被罷官回鄉(xiāng)后，因“奏舉在先”，張之洞不怕指摘，多次催促余上任修路?！度沼洝酚涊d有——
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農(nóng)歷六月初九起，余肇康第二次罷官回到長沙不到20天，張之洞就來電讓其上任?！啊瓉砩搪肥?，余不欲復聞此事，其志已定，然有所見亦不能修閟也。接張閣帥電，云湘路關緊要，袁京兆（袁樹勛，時任順天府尹）回湘無期，若無人經(jīng)理，貽誤可惜。堯衢（余肇康字堯衢——作者注）雖在林下，而鐵路總理系鄉(xiāng)紳辦鄉(xiāng)事，與辦他省事者不同，且奏舉在先，細思此事無障礙，務望仍即照常辦事為妥。并電岑中丞及公司同人云云。詞意極為懇切。然余年來福薄運舛，動為人所擊，為之劌心怵目，何敢有負此重任？”
抱著這種心態(tài)，余肇康給張之洞發(fā)去長長的電文，向“南皮閣帥堅辭路事，語甚沈痛，當能見心。”
余肇康的推辭，急壞了席沅生。此時的席沅生任公司協(xié)辦，他認為余肇康不必這樣，“固急傳公司友人譚叢之，并抄呈中丞并親作長言其苦處，又傳送司道一閱，方分發(fā)訖”。也就是動員公司同事和圈子中的人物來勸駕。這其中，又以著名官紳、大學問家王先謙長緘電駁勸最力，“多有點急盼公出及主持，弟等大家一心更無他。說閣公及早經(jīng)營，庶幾合局為之一振。若遷延據(jù)后，惟有公司呈然。張中堂（張之洞）是弟等求，親友疏不常用，施之于閣下也。此番入都遇返情事（指本來得到重新啟用，尚未上任又因姻親瞿鴻禨案的牽連而再次被罷官），路人皆知，既不必有所怨尤，亦何所其行游，公此心泰然。若坐視局事之度墜而不顧，知非公之所忍出也，云云。鳴乎？葵園可謂泥佛勸土佛矣。公司傾接履初電，謂同鄉(xiāng)京官電閣帥，請留余復電，云余參議以湘人辦湘事，實無滯礙，極力敦勸速出辦事，堯翁當無可辭謝，云云。履初（曾廣镕，曾國藩之孫，官至湖北按察使）又商同人宜用公呈，多刊銜名，再四強起，參議難拂眾情，必不固執(zhí)成見，云云。上臺同人推彀如此。余豈不知。惟自揣實不能堪此，亦非鳴高也。”
至農(nóng)歷七月十一日，“接南皮相國來電，云湘路緊急，前年總理無人，安能招股？湘路不興工，鄂粵路難成。啟用閣下系從前奉旨總理之員，目前眾望所歸，毋庸過慮，即請到局任事，萬勿推諉，以聽輿情而振大局，切盼切盼。公呈昨到，已批。昨囑公司諸君力勸速出矣，如有旁人謠謗必應辦駁。望一面寄滬刊布，鄙人奉命入都，啟程約在廿。外事變?nèi)斩?，恐裹病儒生，不能有所醫(yī)弼，之洞掛?。ā叭攵肌保笍堉闯鋈诬姍C大臣；“掛印”，可理解為辭職）。又電岑中丞及王祭酒諸君，云路事萬分緊要，一刻千金，急須舉辦。頃又電致堯衢參議，囑其即行到局任事，以慰眾望，不可推諉。公呈已到，即當照此批發(fā)。云云?！?/p>
至此，余肇康不由得感慨：“走一助政罷官之人，冰相如此推重，電緘慰勸至八九次。訓詞深厚，可謂至矣。只好勉為一出，姑暫理以理數(shù)月，候冰相定局再作計較。然自幼庸劣，實無能為役，只不償事，未必能有成也，如何？”
至十三日：“沅生來，商路事，見余允暫理路事數(shù)月，定將關防送來，真如不得了之局也。為長電五百的字后，冰相……”
最終是張之洞說動了余肇康，讓他走馬上任。
在以后修路過程中，張之洞有什么重大決策，行動之前必先告之余肇康，如擬“粵鄂湘川四省會建鐵路機器廠于武昌”。
1908年農(nóng)歷六月二十三，余肇康的母親病逝。期間，也是長株鐵路緊張的規(guī)劃、設計時候。七月二十一日，身在朝中的張之洞來電問候，而且對余作出安排——
《日記》中記載：“南皮中堂來電，慰唁甚至，約余百日后北上面商一切，并謂百日后仍出任路事，毋庸派總理。先是余于母喪次日即電督院郵部，請改派出總理，并將關防送至王葵園閣學收受。南皮乃督辦大臣，故并電請。復電已來半月，以治喪未畢。今日乃復之，略云：桑梓義務雖與官政略殊，而墨規(guī)從公，完有未安，且奠事最快亦在冬間。百日后復勢雖遷出，仍請改派。俾得居廬讀禮，稍輕咎。淚不勝哀，痛迫切之至云云。官紳咸力阻勿發(fā)，葵園諸君電達南皮，謂余辦事精細，心氣和平，可信其不用一私人，不使一私錢，各紳商學校亦公電請留。余乃自行徑遣電，將事固推極矣，南皮當不奪人之喪也。湯幼庵、譚組庵、席沅生、楊紹曾、陳佩衡、劉穉泉來，以南皮因余居憂，電葵園舉人來面商路事，乃公舉湯、譚、席三人，明日遂行來，皆約多種……”也就是余肇康在居憂期間，不能外出，那么張之洞致電王先謙，推薦人來到余家中商量修路之事。
八月間，余正在操辦母親喪事期間，在京的張之洞向赴京湘人問起余肇康近況，大意是要余肇康百日后恢復主持長株鐵路事宜。一次，譚組庵進京向張之洞報告湖南路事中一個關鍵問題，可張直言必得余肇康才能辦成?！度沼洝分袑懙溃骸翱麍@有緘云，組安（庵）有緘來云，冰相謂湯、譚、席三人不能句當此事，必余某來，云云。葵園乃謂，必得公一駕，此事乃定?！?/p>
1908年農(nóng)歷九月，余肇康還在為母親辦理喪事，張之洞問起他的情況?！度沼洝分杏涊d——
“十一日，晴……湯幼庵歸自都門，述南皮相國詢余憂后情形，并詳詢母病情形，囑百日后必出任路事，此點令我進退維谷也。幼庵語次較前更加親切，談四鼓之久乃去，日必到……”
（三）“眾望所歸”
“眾望所歸”乃張之洞勸余肇康“出山”之詞。
清末，修鐵路是一項重要的新政。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其辦事章程第一條就宣布，擬招商設立鐵路、礦務等各項公司，“先行試辦，再令各省逐漸推廣”。2月又頒行《鐵路簡明章程》，宣布無論華、洋、官、商酌請開辦鐵路，“均應按照本章程辦理”，并對督撫的職責作出一定的規(guī)定：“凡軌路必經(jīng)之地，勘定后應由地方官先行曉諭，俾眾周知，不得故意抗玩。至公司買地，應由地方官估定公平價值”；“各省辦理鐵路地方，遇有地主抬價阻撓，工役恃眾把持等事，準公司報明該地方官切實曉諭彈壓，……該地方官知保護不力，推諉漠視，查實從嚴參處”。
“春江水暖鴨先知”。地方官員和紳商知道鐵路“含金量”，因此將力量投入其中，督撫和紳商通過各省自辦鐵路中成立的省鐵路公司聯(lián)合這條紐帶密切聯(lián)合起來。從1903年至1907年，共成立16個鐵路公司。其中川漢、陜西、湖北鐵路公司是由督撫倡辦的。其他公司由官紳商倡議，咨商部后成立，但也得到督撫的支持。在湖南，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紳商請設鐵路總公司，得到巡撫趙爾巽支持。
當時成立的鐵路公司中，有商辦10家、官辦2家，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4家。商辦鐵路公司中，形成“官用紳力，紳藉官威”的聯(lián)合關系。“官用紳力”，即商辦鐵路公司大多由官紳和紳商倡議籌辦；各公司總理、協(xié)理（辦）由“公舉”產(chǎn)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總（協(xié)）理基本都由在籍紳士、官員或紳商擔任。
當時的情景是，粵漢鐵路路權(quán)從美國公司收回后，湖南開始了湘路官督商辦之路。要修路，得先組成“領導班子”。湖南以“公舉”的形式，以時任順天府尹袁樹勛為公司總理；以余肇康、張祖同為協(xié)理（辦），按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分別任總經(jīng)理和副總經(jīng)理。袁樹勛確算晚清能吏，頗能辦事，與洋人打交道不卑不亢，也就官運亨通，1906年后歷任江蘇按察使、民政部左侍郎、山東巡撫，1909年任兩廣總督。也就是說，袁樹勛根本不可能到任。另一協(xié)理張祖同（晚清大臣張百熙之兄）在1907年12月去世。后來，“公舉”的朱恩紱（晚清湖南大商人朱昌琳之子）忙于兵工事業(yè)，一直到辛亥革命時，雖然也在公司呆了一段時間，但作用不可能超過余。至于席沅生，系清朝名將席保田之子，也頗有才華，深得張之洞的器重，可他當時只有30多歲，在湘紳群中屬于“小字輩”，且在1907年也去世了。
在湖南官紳群中，余肇康有經(jīng)歷、有人望、有才能，且年紀五旬出頭，正屬于干事的“黃金時期”。他被公舉協(xié)理時，正是“南昌教案”進入處理的后期時段。湖南官紳公舉他并不是見他“沒有事干”而照顧安排，而是看中了其經(jīng)歷和人望。
說經(jīng)歷，他有工部主事的基礎，有在湖北修筑荊州萬城堤、永豐夾江索道指揮千軍萬馬的實踐。
說人望，上級見重，張之洞不用贅述，湖南歷任巡撫都視其為湘政之柱。同級友善，因為科舉出身，自然結(jié)成了互相呼應“同年”網(wǎng)絡；因在官場搏擊多年，自然形成了相互照應“同僚”網(wǎng)絡。下級尊重，因為主政一域或一行，自然形成了一呼百應“同事”網(wǎng)絡。社會信服，因為“禁酷刑、察看州獄、蠲苛稅”，主持修筑民生工程，又辦了許多學校，在“南昌教案”中不畏強暴，等等，自然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認同”網(wǎng)絡?！度沼洝分?，有的商紳就因為長株鐵路是余肇康主持，認定此事能成，也就認購大額股份。
《日記》中記載了一件趣事：“散會渡過江回署已二鼓矣。次帥尚留食以待，聞得百萬，大喜過望，酒間幾致舞蹈。遂電告公司并電告冰相?！闭f的是，1907年農(nóng)歷十月，余肇康率團隊到武漢招股，有的客商必須有余的簽字才肯認股，于是余拍胸擔保，才將事情辦妥。這一次招股百萬?；氐蕉皆?，署理總督趙爾巽聽到這么好的消息，在餐桌上開酒歡慶，手舞足蹈，差點跳起舞來，這在莊嚴的官場中實在少見，因“得意”而“忘形”。
說才能，余肇康參與籌辦光緒大婚慶典、在湖北一系列政績、在按察使任上，其才能都得到了顯示。
果然，余肇康一上任，修路效益立竿見影，這有《日記》為證。“余自前月還公司，不到兩月，籌贖路款四十余萬，招湘潭股四十余萬。至是招漢多股又百余萬，先后蓋不止二百萬金。又招路英工程師卿羅士勘路，皆三年來公司所無之事也。亦差可以對鄉(xiāng)人與冰相次帥矣。即如今日各商人必求余任總理二字，始肯認股，余只得拍胸擔住，否則仍不能諧也。”
余肇康的“不可缺性”，更體現(xiàn)在他為母親治喪期間。當時，他要辭去總理一職，并要將關防交給名譽總理王先謙?？赏跸戎t不接，幾經(jīng)反復，王雖然接了，可大小事情都來咨詢余。同事們相勸，官紳們都勸其一面理事、一面治喪，他才勉強答應。在居喪期間，他的家儼然成了公司臨時辦公室，人們紛紛前來請示修路機宜。對于此，余肇康在處理母親喪事期間的《日記》里，幾乎每天都有“某某來，商路事，久談”的記載。在農(nóng)歷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以株昭事大危近，擬一長電致沅生諸君，請其和婉再請南皮轉(zhuǎn)圜，并擬允其全購萍株前議，公司散錢購地。余雖繳出關防，而葵園事事諮詢。南皮又殷殷不放。昨組安（庵）商云，南皮問公起居甚切，望公甚堅。不可動握公義私交，不忍恝視……”
（未完待續(xù)）
責編：伍鏌
一審：伍鏌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